,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兼职担任共青团中央统战部副处长。近年来,聚焦统战理论与实践,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2项,主持国家高端智库重点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首届统战专项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0余项。在《求是》《人民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和《统一战线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多篇,部分文章获《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学习强国平台等转载,在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出版独著、合著多部,主编理论读物入选中央宣传部2021年、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参编多部党政领导干部培训教材与学习读本。荣获多项省部级表彰与奖励。撰写多篇咨政报告获同志肯定性批示。
统一战线是中国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结成的联盟,其核心要义在于以包容性整合与战略性协同打破群体边界、凝聚社会多元力量,将分散的社会合力转化为服务国家民族战略目标的“发展伟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既重申了统一战线作为新时代中国推进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综合机制属性,更彰显出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和增长点。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化、信息化与社会结构分化崛起的新兴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广泛分布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自由职业、新媒体等关键领域,其社会影响力与公共事务关联度稳步提升。习强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强引导、发挥作用。”这一重要论断不仅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更构成相关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然而,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嵌入国家治理的方式发生极其深刻的变革:一方面,这一群体不再仅仅是统一战线的“被动工作对象”,而是愈发以专业能力、创新活力与社会影响力主动参与经济运行、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等关键环节。另一方面,这一群体的作用方式呈现出跨领域、跨层级和去中心化特征,传统身份归类以及角色定位的分析框架已难以充分阐释其作用机理。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研究已形成多元交织的学术积淀,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照,可归纳为五大研究范式。其一,概念界定与理论溯源范式,聚焦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什么”的基础命题。学界通过概念辨析与属性解构,指出该群体区别于传统阶层与“社会中间层”的理论叙事,呈现职业分布广泛、身份流动显著、结构异质性突出等特征。通过理论谱系追溯,认为该群体是“社会结构变迁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新的社会地位特征和相对独立利益的群体”,其崛起推动社会结构由“土”字型、“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方向发展。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基础、最深刻的变化,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的目标形态还有很大距离。其二,结构化与组织化范式,聚焦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实践逻辑。部分学者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四大群体本质上属于“新中产阶层”范畴,其划分凸显“从业人员归属的所有制”属性,决定了该群体“体制外中间阶层”的特质与较强的“再组织化”特征。相关研究亦关注其身份地位、社会行为与网络社会中的行动特征和整体状况。其三,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范式,聚焦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效能转化问题。相关研究多围绕职业流动、政治信任及国家政策认同的关联机制、政治参与及政治吸纳等议题展开,且对“社会阶层评价指标”,特别是该群体“代表性评价”的研究逐步深化。其四,社会治理与柔性治理范式,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视为多元共治的关键力量。此类研究聚焦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依托专业优势与社会网络,在公共服务供给、矛盾化解与治理协同中的功能作用,认为其可补充政府治理短板、助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其五,媒介化与新议题拓展范式,聚焦新媒体环境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阶层认同与政治态度的形成机制,并将研究议题延伸至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等论域,凸显该群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内在关联,尤其强调其在文化认同建构与价值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既有研究在概念辨析、组织化路径、政治参与、社会治理与议题拓展等方面积累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结构性不足:其一,研究范式仍聚焦角色定位与功能描述,缺乏对作用生成的“能力结构”的深层探讨;其二,缺乏贯通多治理场域的统摄性概念,导致研究呈现“多而散”的状态;其三,未能有效解释统一战线视域下“能力整合一效能转化”的内在机制。基于此,本文以“建设力”为核心分析范畴,试图推动相关研究从“功能描述”向“能力解释”跃升,实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的学术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作为明确的“政治概念”,既确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为统一战线成员的合法性基础,也为其参与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身份叙事支撑。然而,进入数字化转型与治理现代化协同并进的新阶段,单一的“角色—身份”范畴已难以解释该群体在多场域嵌入、跨系统联动与效能转化中的机制性作用。2025年2月,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题座谈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力”概念,标志着相关统战工作话语实现了从“身份定位”向“能力动员”的重要升级。这一标识性概念不仅回答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谁”的身份命题,更深入解答了“能做什么”“如何做”的实践课题。
“建设力”概念的提出,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发挥的理论凝练。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的重要标识性概念,“建设力”高度概括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建设者”的能动性、创造性与贡献性,是其身份的外化与功能化呈现。其核心内涵在于通过统战引领机制,将个体专业优势转化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效能,从而实现个人发展与国家大局的有机统一,突破了静态身份描述的局限,彰显了集体能力与社会效能的有机融合。
“建设力”概念与“建设者”身份构成鲜明的动静互补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其中,建设者侧重静态身份定位,重点回应“是谁”的定性问题,为“建设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政治认同依据,明确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与使命。“建设力”则聚焦动态能力表达,重点回应“能做什么”“如何做”的实践性问题,为“建设者”身份提供了效能支撑,重点关注统战工作推动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潜在能力的激活及其向治理贡献的转化过程。
相较于一般“社会力量”,“建设力”的核心特质在于凸显统一战线引领的价值导向。它并非依赖社会力量的自发性与非组织化特征,而是通过思想引领、组织整合等统战方法系统性激活群体内在能力。这一独特属性使其成为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的标识性概念,为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同时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效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兼具指导性与可操作性的实践引领。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政治属性因此成为“建设力”的根本属性,集中体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党的领导的高度认同与坚定的政治自觉。这种认同绝非空洞的理念宣示,而是转化为具体行动遵循,构成“建设力”的关键驱动内核,能够精准锚定能力施展方向,确保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党和国家发展目标同频共振,为激发治理积极效能筑牢坚实政治根基。
治理属性则是“建设力”的实践价值落点,聚焦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实际作为与核心贡献,贯穿于其参与社会治理、供给公共服务、推动社会创新等诸多领域的实践能力之中。依托专业优势、社会网络及跨领域协作能力,该群体可有效助力化解社会矛盾、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效。值得强调的是,治理属性凸显“建设力”绝非个体能力的简单叠加,而是能够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核心关键能力,深刻彰显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结构性力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政治与治理双重属性相辅相成,赋予了“建设力”独特的存在价值。它既区别于一般社会力量的自发无序行动,也有别于体制内主体的行政化履职行为。作为统一战线工作中政治功能与治理功能协同发力的独特载体,“建设力”清晰展现了统战工作将该群体个体能力聚合转化为社会治理组织性力量的实践路径。
“建设力”概念的提出并非偶然,其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土壤,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活力与深厚底蕴。习提出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两个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的理论阐释,为“建设力”概念的逻辑生成提供了理论遵循,印证了这一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鲜活成果的历史必然性和理论创新性。
从马克思主义视域来看,“建设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马克思“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等经典论断,明确了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体,深刻阐明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二者的矛盾运动,为理解“建设力”提供了理论原点与根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掌握着技术、资本、数据等关键新型生产要素,其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理论在新时代的具象化表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跃升,以“复杂性”为特征的新型社会结构应运而生,“建设力”已突破个体能力的简单叠加,升华为群体赋能国家治理的综合能力集中彰显,生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践生命力与时代感召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力”注入了深厚文化内涵与价值支撑。中华文化蕴含的和谐共生、革故鼎新等特质,与“两个结合”要求相契合,成为新时代理论发展的强大动力。其中,“和合”文化强调在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和谐与联合,这与“建设力”的跨领域能力协作、资源整合理念高度契合;“革故鼎新”理念凸显继承基础上的突破超越,精准耦合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依托专业优势推动社会进步的群体特质;“和而不同”理念则为整合群体差异、凝聚发展合力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建设力”有效统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内部职业背景、社会经验等差异,凝聚成推动国家多维度发展的强大合力。这种以概念统合多元力量、以协同赋能发展大局的内在逻辑,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和合”的价值旨归,既为“建设力”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文化佐证,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支撑。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核心能力表征,“建设力”并非单一维度的能力彰显,而是多元能力有机融合而成的复合型体系。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需求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特性,“建设力”的核心构成既是其“建设者”身份的实践支撑,亦深度契合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复合型力量。
经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根本,为其他领域建设筑牢物质基础。马克思强调“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凸显劳动力作为生产力核心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建设力”在经济领域的核心体现正是兼具创新特质与协同属性的“经济驱动力”。这突破了传统经济力量“规模扩张”的单一模式,聚焦于“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在动能培育层面,依托知识、技术、管理等核心生产要素推动技术攻关、业态革新与服务升级,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在结构优化层面,通过产业链上下游整合、跨领域资源联动等实践,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作为民营经济、高新技术产业、新业态等领域的核心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经济驱动力”直接关乎经济建设的质量与效能。这既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相契合,也印证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的重要论断。
创新驱动是“经济驱动力”的核心动能,集中体现为该群体在技术研发、业态创新、服务升级等领域的突破能力。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已成为破解发展难题、释放发展活力的关键抓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本质上依赖于知识、技术、管理和制度要素的深度融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正是这些核心要素的重要承载者与转化者。
产业赋能是创新动能转化为经济效能的关键路径,凸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产业链协同与产业生态构建中的枢纽作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四类群体的经济活动天然具有跨领域、网络化协作的鲜明特征。其中,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凭借行业积淀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升级;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以专业化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自由职业人员依托自身专业特长提供个性化、高品质的智力支持;新媒体从业人员依托数字平台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四类群体互补赋能形成合力,全方位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与动能保障。
从实践效能来看,创新驱动与产业赋能的协同效应还集中体现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与发展风险缓释两个重要维度。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凭借跨领域专业素养和广泛社会网络优势,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搭建“桥梁”,推动核心生产要素精准流动。另一方面,该群体通过灵活经营模式、前沿技术创新和多元就业形态培育等方式,在吸纳就业、稳定市场预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企业出海、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场景中,其专业能力有效帮助市场主体应对风险,进一步夯实经济发展稳定性
政治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保障,直接决定其他领域建设的正确方向。“建设力”在政治领域集中体现为“政治向心力”,即通过精准政治引领凝聚价值共识,依托有序政治参与汇聚治理智慧,为各领域建设筑牢锚定方向的政治根基,本质是“价值凝聚”与“治理凝聚”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依托统一战线的精准引领机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得以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主动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大局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凭借自身专业优势和广泛社会影响力,通过多元渠道有序参政议政,推动“建设力”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政治引领是涵养“政治向心力”的核心环节,关键在于通过统一战线的包容性治理机制,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确立正确政治认知。习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宝。”在社会结构深刻分化、多元思潮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态度呈现出自主性强、利益诉求多元、价值观念敏感等特征,亟需构建适配其群体特质的精准化政治引领体系。统一战线立足大统战工作格局,通过专题理论培训、红色实践研学、先进典型示范等具象化形式,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该群体易于认同的话语体系,强化其“四个自信”与政治认同。
参政议政是“政治向心力”的重要实践形态,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将专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一论述明确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核心地位。“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积淀了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其参政议政呈现出渠道多元化、内容专业化、建议精准化等鲜明特质。在实践中,该群体既通过人大、政协等法定渠道建言献策,也借助智库咨询、行业协会、网络平台等多元载体提供实证依据和解决方案,有效弥补传统治理的信息盲区与专业短板。
政治引领与参政议政的协同联动构成“政治向心力”的完整实践闭环,体现在风险调适与共识凝聚全过程。一方面,政治引领为参政议政划定方向,确保建言献策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另一方面,参政议政畅通诉求表达,增强群体身份归属感与政治认同感。这种协同效应避免了政治引领“空转”困境与参政议政“泛化”倾向,形成“个人发展一行业进步一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为“政治向心力”的持续增强提供长效保障。
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灵魂,为其他领域建设提供精神支撑。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习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两段论述共同指明了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建设力”在文化领域核心体现为“文化传播力”,通过传播主流价值、传承优秀文化、创新传播形态构筑起凝心铸魂的共识力量,本质是价值传播、文明传播和形态创新的有机融合。
价值引领是“文化传播力”的核心功能,集中体现为该群体在主流价值传播与认同建构中的关键引领作用。当代文化治理已从传统单向传播模式转向多向互动建构模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凭借其在文化创意、新媒体传播等领域的天然优势,将主流价值巧妙融入文化产品与传播实践,实现了主流价值的“软性传播”。他们擅长通过生活化、场景化的传播方式,让主流价值摆脱“抽象化”困境,转化为公众易于接受的文化符号与生活理念,有效提升了主流价值的社会认同度。
文化创作与传播创新是价值引领的重要实践路径,更是“文化传播力”落地见效的核心载体。在文化创作领域,作家、艺术家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聚焦时代主题,深度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鲜活素材,创作了一批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优秀作品,真正实现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传播效果。在传播创新领域,新媒体从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等充分利用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新兴载体,创新主流价值传播形式,打破了传统传播的时空限制,大幅扩大了传播覆盖面与影响力。
文明传播是“文化传播力”的另一核心实践维度,彰显该群体在文化传承与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文创开发、主题创作等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在跨文化交流场景中,该群体凭借国际化视野与跨文化沟通能力,主动担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使者”,通过多元渠道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
新媒体环境下,“文化传播力”还延伸为对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塑造与引导能力。“要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这为新时代网络文化治理提供了理论遵循。新媒体的出现对执政党的话语权体系形成巨大挑战,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凭借网络议题设置、叙事方式创新和公众情绪疏导等优势,“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有些号召力较强的人物成为意见领袖”。通过输出理性表达、创作优质内容、传导正确价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推动网络公共讨论向理性化、建设性方向发展,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构筑了重要防线与缓冲带。
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条件,为其他领域建设提供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习也强调:“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力”在社会领域的核心体现,是兼具治理效能与民生温度的“社会协同力”。这一能力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理念,突破“政府单一治理”的路径依赖,通过多元协同治理凝聚各方合力、精准服务回应民生诉求,进而夯实社会建设根基、筑牢民生保障依托。在协同治理维度,其通过主动搭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与协作平台,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在民生服务维度,其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维权等群众急难愁盼议题,将专业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服务效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协同力”,既为经济、政治等领域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更彰显了建设力扎根民生、服务民生的鲜明特质,成为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
从实践逻辑审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协同力”,首要体现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纽带”功能。当前,社会治理已从传统单一治理模式逐步转向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凭借专业优势、社会网络及跨界特征,天然成为链接各方的重要中介。他们能够精准捕捉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高效整合分散的各类资源,积极推动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协同治理格局,为刚性的社会治理体系注入柔性活力,显著提升治理的精准度与实效性。
专业服务赋能是“社会协同力”落地民生改善的重要实践路径。律师、会计师、心理咨询师、行业协会负责人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立足自身专业领域,通过法律援助、财务咨询、心理疏导、纠纷调解等专业化服务方式,为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精准化补充,有效弥补公共服务的结构性短板。这种以专业力量嵌入基层治理的模式,不仅直接回应了民众的多元化、精细化服务需求,更推动了公共服务供给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的范式转型。
“社会协同力”的实践效能还体现在基层治理激活与社会矛盾缓释层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凭借对社会前沿动态的敏锐洞察,能够较早捕捉社会情绪变化和潜在风险隐患,通过专业判断和理性表达,引导社会冲突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解决。在基层社区治理中,他们主动参与社区议事协商、组织公益活动、发起民生项目,有效激活了社区治理活力,让服务供给更贴合群众需求,显著提升其获得感与幸福感。
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础,直接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习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深刻阐明了生态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建设力”在生态领域的核心彰显,是兼具引领性与实践性的“生态文明守护力”。这一能力打破传统“末端治理”的思维定式,聚焦源头防控、过程治理、协同参与的全链条实践,通过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深度参与生态协同治理,切实守护生态环境、筑牢永续发展的生态屏障。在绿色转型维度,既推动企业清洁生产、绿色升级,也引导公众践行低碳生活理念。在生态共治维度,既主动参与生态环境监督、生态修复等公益活动,也积极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全方位助力生态保护。
绿色发展实践是“生态文明守护力”的核心动能,集中体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生产领域推动绿色转型的引领作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系统性绿色转型,这一过程高度依赖于各类社会主体的主动参与和积极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各群体立足专业优势,通过优势互补、协同联动,将生态约束转化为创新发展动能,既助力企业提升绿色竞争力、社会组织拓展生态服务边界、自由职业者丰富绿色创作内涵、新媒体放大生态价值传播效能,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多维度支撑,充分印证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整体性价值。
从实践协同来看,“生态文明守护力”还体现为对生态议题多元协同治理的深度参与。在环境保护、社区生态治理、流域治理等重点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专业咨询、志愿服务、社会监督等多元方式,主动协助政府精准发现问题、及时回应群众生态关切、高效推动解决方案落地。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不仅提升了生态治理的透明度和执行力,更增强了公众对生态政策的认同与支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政府主导的治理实践,转化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协同行动,显著提升生态治理效能。
从国家治理维度审视,生态领域的“生态文明守护力”意义深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绿色发展实践推动经济转型,通过生态守护行动增进民生福祉,使“建设力”深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依托该群体的广泛参与,生态文明理念得以从政策文本转化为社会行动,筑牢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根基。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建设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蕴含的“建设力”已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型动能。“建设力”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标识其对于理解和建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学术体系的范式性和“典范性”。
“建设力”概念为建构统一战线领域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样本,启发统一战线从“力量政治学”向“赋能政治学”范式的转型升级根。“建设力”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者”身份的动态体现。其有效激活、转化升级与长效释放并非自发演进的过程,本质上依赖于一套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协同高效的系统性支撑体系。习强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强引导、发挥作用。”这就为构建科学完善的“建设力”支撑体系提供了理论遵循与行动指南。
“建设力”并非个体能力的自然外溢,而是兼具明确公共指向和政治属性的实践能力形态,其生成首要依赖于共同价值与意义体系的建构。从统一战线视角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即便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创新意识与社会影响力,也未必能稳定服务于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能力能否转化为“建设力”,核心在于其是否被纳入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的共同价值与意义体系,故而思想凝聚所形成的“定向之力”,构成“建设力”生成的首要前提与价值基础。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构成高度多元,职业背景、利益结构和价值取向差异显著,若缺乏坚实的共同思想基础,其能力优势极易因方向分散难以形成聚合效能,甚至可能产生逆向作用。这意味着思想凝聚并非抽象的政治表态,而是要通过政治认同培育、制度信任建构、形成共识凝聚的协同发力,搭建可感知、可践行的意义坐标。习强调:“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团结引导,“理论层面需聚焦新变化深化认识,实践层面需立足实际强化举措”,核心要义在于立足不同群体的职业特性与利益诉求,通过精准化价值阐释、通俗化政策解读、具象化共同目标呈现,将国家发展的宏观逻辑转化为个体可理解、可认同、可参与的发展叙事,实现多元群体同心同向、合力赋能。
在媒介深度嵌入、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的时代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往往“产生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解构冲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高度关联网络场域,更易受不确定性因素和网络情绪裹挟,在不确定条件下,该群体的社会地位、身份认同与网络心态之间存在复杂互动关系。这要求思想凝聚超越认知层面认同建构,依托典型示范引领、实践场景参与、情感深度联结等多元路径,增强其政治归属感与社会责任感,夯实“建设力”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根基。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有的国家建设机制”,优势并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凝聚“最大公约数”。“定向之力”的核心要义,正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通过价值引导和目标整合实现能力同向聚合,为“建设力”生成提供价值保障。
思想凝聚明确了“建设力”“向何处去”的价值前提,组织联动形成的“枢纽之力”则直面如何从分散走向汇聚从个体走向结构的现实难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能力优势呈现碎片化特征,如何在保持其高度流动性和职业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能力的有效汇聚与协同放大,是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面临的核心课题。
“枢纽之力”还承担着能力协同与资源配置功能。复杂治理任务需多元协同,组织枢纽通过项目化运作、跨界协作和平台联动,将不同领域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共同实践框架,实现优势互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关键在于依托组织平台形成协同机制,而非个体“单点突破”。同时,“枢纽之力”还具有重要的制度嵌入功能。统一战线作为具有明确政治属性和制度通道的治理体系,为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化接口。“建设力”只有依托组织载体完成对接与嵌入,才能进入制度化轨道并实现持续转化。而组织规范程度与实践效能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组织越稳定、规则越清晰,其能力输出越容易被制度体系吸纳。在数字化和网络化背景下,组织整合正从实体中心模式转向“线上平台—线下组织—项目网络”的复合形态。这一转型在提升整合灵活性的同时,也需要在灵活性与规范性之间把握平衡,规避边界模糊、责任主体弱化等问题。
创新驱动所形成的“发展之力”承担着将既有能力结构不断推向更高层级的重要功能。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而言,创新并非外在附加属性,而是其职业实践和社会嵌入方式中内生的能力形态,是其“建设力”持续升级的基础动能。
从“建设力”的结构逻辑来看,创新驱动的“发展之力”首先体现为能力更新机制。在快速变化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中,能力若无法持续更新,便会迅速贬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高度依赖持续学习和实践反思,其创新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不断更新能力结构的过程,这种更新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也体现在理念、模式和治理工具层面,使“建设力”始终保持与时代议题的高度适配性。其次,创新驱动还表现为跨界融合与场域转换能力。与传统的部门化、条块分割的治理主体不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职业特性使其天然具备跨市场、社会、网络与公共领域的联动基础,其创新实践的跨界特征本质上是资源要素的跨域重组和价值重构。这种跨界创新既拓展了治理工具的多元性和实践路径的丰富性,更使得“建设力”突破单一领域局限,实现多重治理场域的灵活嵌入与效能叠加。
从统一战线视角看,创新驱动并不意味着无序突破,而是需要通过制度引导实现“有方向的创新”。如果缺乏政治引领和组织支撑,创新能力可能偏向短期逐利或价值失序,反而削弱其公共属性。因此,“发展之力”并非单纯的创新释放,而是强调在大统战工作格局运行中,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支持和机制保障,将创新活动引导至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公共目标的方向。此外,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背景下,创新驱动还承担着风险应对与系统韧性提升功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创新实践中形成的试错经验和灵活应对能力,为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学习资源”,助力治理体系优化风险预判机制、完善动态应对策略,进而显著提升对复杂多元风险的适应度与抵御力。
能力向效能的转化质量取决于具体运行条件。数字化、网络化深度发展背景下,数字技术逐渐成为连接能力与效能的重要中介变量,由此形成的“转化之力”,是“建设力”重构与增效的关键技术路径。从治理现代化视角看,数字技术并非单纯的工具性要素,而是重塑社会运行和治理结构的重要力量,通过重构信息获取方式、互动模式和决策逻辑,推动国家治理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因高度嵌入数字经济、新媒体和平台体系,天然处于数字赋能前沿,其“建设力”呈现出显著的数字化转化特征。具体而言,数字赋能的“转化之力”首先体现为能力传导效率的显著提升。在传统治理模式中,社会主体的专业能力往往受限于空间距离、组织层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难以及时进入公共事务领域。数字平台和网络工具的普及打破了地域和组织边界,实现专业知识、治理建议和公共服务的“去中介化”传导,显著提升“建设力”释放的效率与弹性。其次,数字赋能还重塑了“建设力”的组织形态和协同方式。数字环境中的组织呈现平台化、网络化和项目化特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以围绕具体议题迅速形成临时协作网络,实现能力的快速组合与行动协同,这在本质上是以新的形态强化了“枢纽之力”。
从统一战线视角看,数字赋能还显著拓展了建设力的影响半径与公共可见性。新媒体平台改变了公共议题的生成和扩散机制,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实践成果更易被社会感知和评价。这既放大正向示范效应、增强社会认同,也使其行为更易受价值审视和舆论放大效应影响,媒介接触方式的差异会显著影响其政治态度与公共表达路径。因此,数字赋能的“转化之力”既是“放大器”,也是“约束器“,其效能取决于价值引导和制度规范是否同步跟进。同时,需通过规则引导、平台治理和组织嵌入等方式提升数字参与的制度化程度,确保数字赋能嵌入统一战线的整体治理逻辑之中,防止出现行动碎片化、责任模糊化等问题。
从治理实践逻辑来看,现代社会问题往往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交叉性,单一主体、单一能力或单一政策工具难以独立奏效。协同治理理论认为,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依赖多主体在共同目标下的协调行动,其关键不在于权力集中,而在于行动的耦合与配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的独特价值,正体现在其能够以非行政方式嵌入协同行动网络,为治理体系提供灵活、专业且低成本的行动支持。行动协同所形成的“成效之力”,实现了“建设力”从能力体系向治理效能的关键跃迁。
在统一战线语境中,行动协同并非自发形成,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和组织引导逐步构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国家建设,往往以项目化、专题化和议题化方式展开,其行动多围绕产业升级、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文化传播等具体场景,这种行动形态本身具有高度实践导向,但若无协同机制,容易出现重复投入、力量溃散甚至资源内耗等问题。“成效之力”并非简单强调“多行动”的简单叠加,而是强调通过协同机制,将分散行动转化为系统效能。
具体来看,行动协同的成效之力的具体功能体现为三大机制。一是目标对齐机制。通过政策引导和议题设置,将国家发展目标转化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参与、可操作的实践任务,确保多元主体的行动方向一致。二是分工互补与流程耦合机制。依托组织平台和项目机制,不同专业背景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能实现角色分工和能力互补,避免“各自为战”。三是成效可评与制度反馈机制。治理效能并非只存在于实践结果本身,还取决于实践总结、反馈与优化的闭环升级。数字化技术为行动协同成效的提质增效注入了全新动能,通过全流程可追溯、可量化的数据建模与分析,精准定位协同过程中的堵点与断点,优化分工设计。在此基础上,优秀实践的标准化模式可快速复制推广,既强化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身份认同与参与热情,也为统战工作评估“建设力”转化效能提供了客观指标。
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和话语体系创新的核心范畴,“建设力”这一新时代统一战线领域的标识性概念,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与治理需求升级的精准回应,也是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突破。这一概念超越了传统身份定位的静态分析框架,跳出了阶级阶层结构的社会分层静态结果局限,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从“建设者”的政治定性转化为涵盖经济驱动力、政治向心力、文化传播力、社会协同力、生态文明守护力的动态能力集合,深刻揭示其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彰显了政治属性与治理属性的辩证统一。
展望未来,伴随数字经济的持续迭代与社会治理的深度演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的内涵要义与实践形态还将不断丰富。后续研究需进一步聚焦“建设力”在不同治理场域的适配机制优化、数字化背景下的能力转化路径升级、跨领域协同的制度保障完善等重点方向,进一步深化理论与实践探索。持续激活与释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设力”,必将推动统一战线在凝聚复兴伟力、实现民族复兴征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法宝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而持久的力量支撑。
[叶子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研究员、统一战线教研部副教授;杜晓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