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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检察机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
发布时间:2026-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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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8日,北京市检察机关召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质效办好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新闻发布会,通报《北京市检察机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质效办好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工作情况》,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

  董某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抗诉案——守护老人财产 恶意处分失能老人房产行为无效

  某劳务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检察和解案——跨省履职 为重伤民工打包解忧

  案例1:董某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抗诉案——守护老人财产 恶意处分失能老人房产行为无效

  刘某某与安某某原系夫妻,案涉房屋为二人腾退安置房,离婚后归刘某某所有,儿媳董某(刘某某之子已去世)、孙女刘某甲长期在此居住。2022年8月8日,法院判决宣告刘某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其姐姐刘某乙、妹妹刘某丙为监护人。

  2022年8月19日,刘某乙、刘某丙以刘某某名义与杨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案涉房屋以210万元出售,刘某某于2022年8月23日前交付房屋,定金及购房款由刘某乙收取,杨某向刘某乙支付30万元定金。

  2022年8月24日,因董某等人未按期交付房屋,杨某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刘某某及第三人董某、刘某甲腾退并交付房屋。法院判决支持杨某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纵向跨越3年时间轴梳理刘某某诊疗记录与资金流水,横向同步审查5起关联案件,完整还原了案件全貌。本案核心焦点是监护人处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唯一住房的正当性问题。检察机关采用需求正当性、处分合理性、资金专用性三重审查逻辑,以工资收入和医保记录否定了监护人提出需要通过售房筹措诊疗费的主张,以低价交易和限时清房条款印证了售房合同权益失衡,以房款被转入监护人个人账户并被挪用证明了处分行为损害了被监护人利益。

  案件办理过程中,三级检察机关一体履职。基层检察院调查核实银行流水等关键证据,支持董某申请变更监护人;分院、市院围绕法律适用难点,聚焦监护人售房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损害被监护人生存权益,就买卖合同纠纷提出监督意见。

  2025年1月,检察机关以有新证据足以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为由,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再审判决采纳抗诉意见,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1.依法保护失能老人安居权益,传递友善、公正价值导向。本案中,监护人利用身份便利,在担任监护人仅11天后即处分失能老人唯一住房,房款转入个人账户而非用于老人养老医疗。检察机关准确适用民法典关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及公序良俗的规定,认定该处分行为非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这一案例向社会传递了鲜明导向,以监护之名行损害之实的行为法律绝不认可。失能老人的生存权益应当受到依法保护,友善与公正的价值观应贯穿于家庭关系与司法裁判的全过程。

  2.三级检察机关一体履职,展现体系化检察履职的优势。基层院先行调查核实并支持变更监护人,分院聚焦法律适用难点,市院把关论证并明确价值导向,三级院各有侧重、上下联动,体现了检察机关的制度优势。

  案例2:罗某某等执行异议之诉抗诉案——撤销冒名登记 为被冒名农民工卸下债务重担

  罗某某系江西籍农民工,因身份证遗失被他人冒用身份信息,登记为外地某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认缴出资600万元。后该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被判承担债务,在执行过程中,因无财产可供执行,债权人向法院申请追加罗某某等人为被执行人。法院认定,该公司已具备破产条件,但未申请破产,应认定其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判决追加罗某某为被执行人,罗某某应在其未出资范围内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考虑到罗某某为外地务工人员、往返北京成本较高,通过视频进行“云沟通”,同时协调其委托代理人到场接受询问,保障其充分行使诉讼权利。

  办案中,检察机关全面开展调查核实,核对工商登记档案、身份证制证轨迹、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并审查笔迹鉴定意见,查明罗某某在外地某公司注册前已补办新身份证,该公司使用其旧身份证进行工商登记,登记签名非本人所签。

  2024年12月,检察机关以有新证据证明罗某某系被冒用身份信息登记注册为股东、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提出抗诉。法院采纳抗诉意见,并改判罗某某不承担责任。

  1.穿透登记外观查明案件真相。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但当登记信息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时,检察机关应当充分调查核实,努力还原客观真相。本案中罗某某从未参与公司经营、未实际出资、未行使股东权利,检察机关通过调取身份证制证轨迹、银行流水,审查笔迹鉴定意见等证据,查明了冒名事实。

  2.保护合法权益,传递司法温度。罗某某是一名农民工,年收入微薄,若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承担数百万元债务,将给其个人及家庭带来沉重打击。检察机关主动采用视频接访等方式降低其维权成本,为被冒名者撑起权益保护之伞,让每一位普通人都能在法治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尊重与保护。

  李某某与闫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1998年,李某甲为更好照顾生病父亲李某某,经李某某申请并经李某某和李某甲双方单位协商同意,将李某甲位于某区的住房调换至另一区的201号房屋(该房当时系公房,与李某某住房相邻)。房改期间,为简化购房流程、利用工龄优惠,以李某某名义购买201号房屋并登记在李某某名下,至本案发生时未变更登记。201号房屋始终由李某甲实际居住。2003年李某某去世,2017年闫某某去世。

  2018年,李某甲起诉至法院,要求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三人配合其办理201号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法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借名买房合同的成立,驳回李某甲的诉讼请求。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聚焦借名买房关系是否成立的核心争议,没有机械拘泥于产权登记的外观,而是穿透形式查明当事人真实意思。办案组全面调查核实了201号房屋的历史由来、出资来源、实际居住使用、房产证实际持有等情况,并与当时分管此房产的单位工作人员进行核实,最终确定了李某甲所主张的房屋置换事实存在。

  2021年11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再审判决采纳抗诉意见,认定借名买房关系成立,判令李某乙等人配合办理过户手续。

  1.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让孝心子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本案中,子女为照顾生病父母,将自己的住房置换到父母附近并将房屋登记在父亲名下,依法应当得到保护。检察机关没有机械拘泥于产权登记的外观,而是深入调查并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查明了涉案房屋的真正权属,认定了借名买房关系成立。孝心子女的合法权益最终得到保障。

  2.坚持实事求是,以实质审查实现公平正义。在缺乏书面借名协议的家庭纠纷中,检察机关坚持努力还原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避免仅根据证据表象作出裁判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

  毕某甲、毕某乙兄弟与某村委会签订《承租合同》,租用该村土地经营农家乐。毕某甲以农家乐为抵押向高某、范某借款520万元,逾期未还,毕某乙与高某、范某、村委会签订《转让协议》,将毕某乙与该村签订的《承租合同》中所有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高某、范某,转让费共计1040万元。后某镇对案涉农家乐进行征收,补偿款共计1500余万元。因《转让协议》被另案判决认定无效,高某、范某起诉毕某甲、毕某乙返还转让费,法院判决毕某甲、毕某乙共同返还高某、范某1040万元转让费。后高某、范某再次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农家乐征收补偿利益,法院判决农家乐的征收补偿利益由高某、范某分得470余万元,毕某乙、毕某甲分得1050余万元。

  2024年,北京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高某、范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在上述民事诉讼中高某、范某存在妨害作证、伪造证据的行为,依法将线索向民事检察部门移送。

  民事检察部门审查后查明,范某指使王某向法院提交虚假证明,称除银行转款520万元外,还有320万元现金作为农家乐资金转让款交给了毕某甲。将这份虚假证明排除后,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转让款1040万元的实际支付。办案组还调取了范某等人刑事判决及相关证据,与办理刑事案件的检察官沟通案件细节,进一步查明范某伙同高某为最大程度分割拆迁款,指使他人开具虚假送货单等票据,伪造合同并出庭作伪证,这些虚假证言被法院采信,对拆迁款的分配造成了实质性影响。

  2025年6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再审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撤销原两份民事判决并改判。

  1.一体履职,坚守公正法治底线。根据刑事案件查明事实,高某、范某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通过伪造证据、指使他人作伪证等手段,干扰民事诉讼,骗取法院生效判决,严重损害了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严重挑战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在刑事打击犯罪的同时,敏锐发现民事监督线索并移送,依法提出抗诉,推动法院纠正错误裁判。

  2.修复社会诚信体系,弘扬诚信价值。诚信是市场经济和人际交往的基石。黑恶势力通过提交虚假证明攫取拆迁补偿款,不仅侵害了特定当事人的财产权,更破坏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检察机关通过抗诉让造假者承担法律后果,向社会传递了失信者受罚的明确信号,这是民事检察在扫黑除恶常态化背景下助力修复社会信任、守护法治信仰的生动实践。

  案例5:张某乙等合同纠纷抗诉案——斩断非法利益链 因传销产生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张某甲与张某乙等四人曾投资某传销项目。2021年,张某甲分别将张某乙等四人起诉至法院,要求四人返还借款八十余万元及利息。张某甲主张张某乙等四人共同劝说其投资项目,因投资款未收回,四人承诺承担部分投资款且分别向其出具20万元左右的借条。法院认为,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可知张某甲尚有投资八十余万元未收回,与张某甲称张某乙等四人各自承担20万元损失的陈述基本一致。张某乙等四人自愿向张某甲出具借条并承诺还款,应将借条视为张某乙等四人对张某甲损失的自愿承担,判决张某乙等四人归还张某甲相应投资款。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先后赴外省某市公安机关、法院以及北京市公安机关等单位调取涉案传销项目相关证据,查明了涉案包括张某甲、张某乙在内的五人在传销组织架构中的具体层级。经审查,五人均位于传销组织架构中且互为上下级关系,案涉资金均用于非法传销活动,本案系非法传销产生的债务,并非民事合同关系。办案组同时开展类案检索,发现北京法院对此类问题以驳回原告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作相对统一的处理。

  2023年12月,检察机关以原审判决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抗诉。2024年5月,法院提审并采纳检察机关监督意见,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张某甲的起诉。

  非法利益不因披上借条的外衣而被保护。本案的实质是传销组织内部上下线之间因“投资”亏损产生的所谓债务。我国刑法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有明确规定,行政法规也对此类行为予以禁止。基于违法行为产生的损失,不应在民法领域获得保护。检察机关坚持穿透式审查,查明双方当事人均为传销组织成员,案涉资金用于非法传销活动,主要法律关系并非民事合同关系,法院不应受理。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中,检察机关注重维护法律秩序的统一,确保对同一行为的法律评价在刑事、民事法律框架内相互衔接、协调一致。

  案例6:何某等合同纠纷案——维护教育公平秩序 规避政策谋取升学资格合同无效

  2015年12月13日,何某与北京某教育投资公司签订升学服务协议,约定该公司为何某女儿提供小升初咨询服务,承诺帮助其进入市一类中学,如未升入目标学校,何某的服务费在扣除手续费后全额退款。

  何某依约支付14.98万元后,女儿未能升入目标学校,公司向何某退款7.49万元。2017年8月,何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公司返还剩余服务费及相应利息。法院判决支持何某诉讼请求。

  民事检察部门建用刑民交叉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进行数据碰撞,发现本案存在相关刑事案件。经调阅刑事案件卷宗查明,2014年至2017年期间,北京某教育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伙同他人谎称有关系、有渠道办理小升初择校事宜,以公司名义与70余名被害人签订协议,骗取被害人钱财。刑事判决认定刘某等人犯诈骗罪,责令对被害人予以退赔,本案当事人何某在刑事案件受害人退赔名单中。

  检察机关认为,涉案合同扰乱教育公平秩序,损害公共利益、违背了公序良俗,相关刑事判决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并非受法律保护的民事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错误。2024年11月29日,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法院再审采纳抗诉意见,撤销原审判决、驳回何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对签订此类合同违反教育公平秩序、损害公共利益、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予以批评教育。

  1.民事生效裁判监督应当发挥司法理念的纠偏、引领作用。本案中当事人意图通过规避升学政策为子女谋取特定学校升学资格,扰乱了正常的社会教育管理秩序,违反教育公平原则,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涉案合同应为无效。这一案例,以法治监督赋能价值引领,弘扬了诚信、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利用大数据赋能,实现检察机关一体履职,推动裁判尺度统一。检察机关通过建用刑民交叉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进行数据碰撞,形成内部监督合力,用刑事查明的事实作为抗诉的事实依据,有效拓展了深层次监督。法院再审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并就刑民案件合并执行避免双重受偿进行了说明,有效厘清此类刑民交叉案件法律定性分歧,为同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办案指引,推动裁判尺度统一,充分彰显司法权威,维护了法律统一。

  案例7:某劳务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检察和解案——跨省履职 为重伤民工打包解忧

  2021年10月,河北省邯郸市某县村民吕某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某建筑工地进行钢筋绑扎作业过程中,被钢筋绊倒受重伤,经鉴定构成二级伤残,存在自理障碍。事发后,门头沟区人社部门为其办理了工伤证。但由于案涉工程项目的施工企业未及时缴纳工期延长期间的工伤保险,用人单位某劳务有限公司未给吕某缴纳社保,致使吕某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吕某工伤事故认定后,案涉项目的发包方、总包方以及分包方均拒绝承担吕某的工伤保险待遇损害赔偿责任,双方劳动争议案件审理历时3年多,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每月支付吕某生活护理费及伤残津贴,发包方与总包方承担连带责任。吕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每次只获得当月赔偿款。吕某因高额医疗生活费用、劳动能力丧失及精神折磨等多重压力陷入生活困境。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在详细审阅卷宗材料的基础上,与案涉项目的发包方、总包方、劳务分包方等进行细致沟通,梳理各方过错及责任,解答各方心中疑惑,同时掌握了各方解决纠纷的心理态度和面临的困难。针对劳动者吕某生活难以为继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调整工作重心,加强释法说理,消除彼此隔阂顾虑,协调联系各方当事人及执行法院,努力引导争议方通过检察和解一揽子解决实际问题。在河北省当地检察机关和村委会干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办案组联合执行法院的法官深入乡村现场办案,最终促成各方达成了一揽子和解协议。

  经回访,吕某已经获得了全部的和解费用,解决了其面临的就医看病、子女上学、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燃眉之急。吕某向检察机关寄送锦旗表达谢意,相关企业也重回发展正轨。检察和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1.以检察和解实质性化解矛盾,让和谐友善价值观落地生根。吕某因工伤致二级伤残,劳动争议诉讼历时3年仍未解决。如果就案办案,当事人可能还要经历漫长的司法程序。检察机关没有止步于法律审查,而是主动向前一步,促成各方达成一揽子和解协议。案结事了人和的效果,正是和谐、友善价值观在司法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2.以柔性方式彰显司法温度。本案跨越北京、河北两地,涉及发包、总包、分包多个主体,法律关系复杂。检察机关运用和解这一柔性方式,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让司法不仅有力度,更有温度。

  案例8:秦某某等合同纠纷检察和解案——诚信友善 以“一案和解”促“五案清零”

  2018年,秦某某与高某某、王某某签订幼儿园股权《合作协议》,约定秦某某转让幼儿园80%股权,转让对价200万元,双方共同运营幼儿园。后因经营分歧产生矛盾,2020年高某某、王某某起诉,请求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合作协议无效,要求秦某某全额返还200万元转让款及利息。法院以各方未取得办学许可即运营幼儿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判决协议无效、秦某某返还全部转让款。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查明:本案判决生效后,高某某、王某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双方衍生执行异议、第三人撤销之诉、经营权之诉、管辖权异议等多起纠纷,判决没有得到执行,双方积怨深重且长期陷入诉累。

  检察机关多次赴幼儿园属地社区走访周边居民,与教育主管部门沟通,调取社区办园点备案材料,查明特定时期民办幼教行业监管政策。了解到涉案幼儿园在区域公立学位紧张背景下,长期服务周边学龄前儿童,切实缓解周边适龄儿童“入园难”问题,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对该类备案教学点采取“监管为主、逐步规范”的灵活管理政策。

  检察机关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对双方开展释法说理,梳理各方过错、平衡双方利益,引导当事人摒弃对立心态,实现互谅互让。2024年11月,在检察机关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秦某某在已履行40万元的基础上,另行支付60万元,高某某、王某某自愿免除秦某某剩余100万元债务。为统筹化解一案衍生的多起诉讼纠纷,检察机关同时联动法院审判、执行部门统筹处理执行费用、多案撤诉等事宜;针对当事人账户冻结无法转账的难题,协调银行开通兑付绿色通道,保障款项顺利交付。最终,双方在检察机关签署和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后秦某某向检察机关撤回监督申请,并对本案及衍生的其他诉讼全部申请撤诉、终结程序,双方之间所有矛盾纠纷彻底化解。

  1.践行诚信友善价值导向,实现情理法有机统一。本案涉案金额百万之巨,双方多案缠身、积怨颇深。检察机关践行“枫桥经验”,将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办案全过程,兼顾市场经营与群众民生需求,引导当事人正视过错、换位思考,最终以减免百万债务的互让之举,握手言和,真正实现了情理法的同频共振。

  2.强化联动履职,彰显检察和解中矛盾化解优势。面对一案衍生多诉、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检察机关联合法院、金融机构等,妥善解决款项交付、多案同步处置等实操难题,实现“一案和解、五案清零”,大幅节约司法资源,达到案结事了人和,充分释放民事检察社会矛盾化解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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