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危险的不是法定税率差,而是‘弹性征税’——地方政府在征管环节松紧不一,比如名义税率高但对重点企业‘实质减免’,或名义税率低但严格征管。”9月4日,民进中央特约研究员、湖北统计局原副局长叶青向搜狐城市,解读了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他认为,地方附加税税率调整权交给地方后,需防范“弹性征税”的暗箱操作。
8月28日,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发布《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由各省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提出方案,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叶青认为,11%至13%的幅度税率区间2个百分点的差异不会引发大规模“税务迁移”,但需要警惕“信号效应”——选13%的省份可能被解读为“财政紧张”,选11%的省份则可能被解读为“营商环境友好”,这种信号差异可能比实际税负差更有影响力。
叶青估计大多数省份会采取12%:一是12%与现行加权平均税负11.6%最接近,政治风险最小;二是多数省份经济结构处于全国中游,12%是最稳妥的选择;三是各省决策时会互相观望,12%是最大公约数。
搜狐城市:幅度税率的11%—13%这一区间如何测算得出?为何范围较为窄小?
叶青:根据原有负担,为了稳定税负。以2025年数据测算,城建税平均税率约6.6%,加上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附加2%,三项合计平均税(费)率约11.6%,与11%—13%区间中值基本相当,即这个区间是以“税负平移”为锚点设计的。
收窄是为了防范税收竞争失控。如果给一个6%—18%的宽幅度,相邻省份税负差距可能达12个百分点,企业会大规模“搬家”;2个百分点的窄幅度既给了地方微调空间,又不至于让税负差异成为企业选址的决定性因素。此外,此次取消按行政区划分档、改为全省统一税率,有利于省域内的公平竞争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搜狐城市:若邻省分别选11%与13%,产业结构相近、招商竞争激烈,实际税负差是否会成为企业选址的显性变量?
叶青:有可能,企业会用脚投票,但实际影响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两个百分点的税负差异,对大型企业选址决策的权重远低于产业配套、人才供给、物流成本、市场距离等因素——不会因为附加税差两个百分点就从武汉搬到郑州。真正敏感的是利润率薄、增值税税负重的行业,如大宗商品贸易、批发零售。
总体看,2个百分点的差异在可承受范围内,不会引发大规模“税务迁移”,但需要警惕比实际税负差更有影响力的“信号效应”——选13%的省份可能被解读为“财政紧张”,选11%的省份则可能被解读为“营商环境友好”。这种信号差异,可能比2个百分点的实际税负差更有影响力。
搜狐城市:“逐底竞争”的担忧是否成立?还是恰恰相反——财政越紧张的地方越倾向于选13%以增收,形成“逐顶加税”?
叶青: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我判断大多数省份会选中间值12%。原因有三:一是12%与现行加权平均税负11.6%最接近,最容易论证“税负稳定”,政治风险最小;二是大多数省份经济结构和产业基础处于全国中游,既没有广东浙江那种“低税率吸引高端产业”的底气,也没有西部那种“必须用高税率保基本运转”的紧迫;三是各省决策时会互相观望,谁也不愿第一个选13%当“出头鸟”,也不愿第一个选11%被说“财政有问题”,12%是最大公约数。
当然不排除少数省份选11%(如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税源充足地区,用低税率吸引企业)或13%(财政压力大、优先保运转的地区),但多数会落在12%。
搜狐城市: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原属专款专用,改革后并入一般公共预算。原本依赖这笔钱的教育项目由谁兜底?有无机制防止地方以“统筹发展”之名挪用?
叶青:费改税之后,“专款专用”的法律基础确实发生变化: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作为“费”时有明确专项用途,改为地方附加税后进入一般公共预算,理论上地方政府可以统筹安排。但实际操作中,教育支出不太可能被削减,原因有二:
一是制度约束,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高于4%,这些硬约束不会因费改税而松动;二是政治约束,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任何地方政府都不敢轻易削减。
所以费改税后教育支出不会下降,但使用灵活性会增强——比如把一部分统筹用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更广泛领域,这反而可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搜狐城市:税率调整权交给地方后,需要防范哪些风险,是地方间恶性竞争,还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交换?如何防止税率自主权演变为地方间的税收优惠竞争?
叶青:两种风险都存在,但表现形式不同。地方间恶性竞争风险实际上被2个百分点的窄幅度大大化解了;真正危险的不是法定税率差,而是“弹性征税”——地方政府在征管环节松紧不一,比如名义税率高但对重点企业“实质减免”,或名义税率低但严格征管,这种“暗箱操作”才是破坏统一大市场的真正隐患。
怎么防范?一是加强税务征管的垂直监督,加大对各地实际征收率的监测;二是推进税收优惠政策清单化管理,所有减免须有法律依据、公开透明,杜绝“一对一”秘密协议;三是完善企业投诉渠道。“同一企业、不同地方缴不同税”的问题在法定税率层面已被控制在很小范围内,真正的挑战在于征管环节的一致性。
搜狐城市:现行“一税两费”平均实际税率约11.6%,且多数地区因减免优惠低于名义税率。若地方直接就近定为12%、13%,是否会造成实际税负隐性上浮?
这基于一个简单逻辑:地方附加税的税基是增值税和消费税,只有企业发展了、经济活跃了,税基才会扩大,附加税才会增加;如果税率过高把企业“吓跑”,税基萎缩,收入反而下降,这是“杀鸡取卵”,理性的地方政府不会这么做。就像上面说的,我判断多数省份会选12%,实际税负与现行水平基本持平;经济发达省份可能选11%,甚至更低,看重的是“低税率”的信号效应。
另外,征求意见稿保留了国务院对特殊产业和群体减征免征的权力,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正在享受的减免优惠大概率会延续,官方口径“总体稳定”有制度保障。
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改革后的体验应是“无感”:缴纳金额差不多,申报流程反而更简单——从分开核算、分别申报、分别校验,变为一次核算、一体申报、同步缴纳。
搜狐城市:能否以典型行业(如制造业)测算:税率从当地原综合税费率调整到区间上限,企业实际多缴多少?这部分成本最终由谁承担?
以一家制造业企业为例:假设年缴增值税100万元,现行制度下市区企业城建税7%(7万元)加两项附加5%(5万元),综合税费率12%,已接近区间上限13%,若定为13%,最多增加1万元;若原属县城镇(城建税5%),综合费率只有10%,统一到13%后增加3万元。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省份会选12%而非13%的原因之一——照顾县镇地区的承受能力。
增加的成本谁来承担?企业利润承担一部分(若增值税税负不能转嫁下游);消费者承担一部分(若企业提价传导成本);地方政府也可能通过在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上做减法来对冲一部分。最终分布取决于企业议价能力和地方政府政策空间。
(注:上述内容为访谈第二部分,主要聚焦地方附加税幅度税率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对于这一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下方链接,阅读访谈第一部分,进一步了解地方附加税改革本身。)